2025.05.01｜誰還會留下來，發出最後的訊號？
在英國小鎮 Godalming，從鐵達尼的 Jack Phillips 看見「自由與責任」的真實重量
本文為《自由的幾種樣子》之二。
系列導言與其他篇章 → 第一篇｜《能哭的人，不是脆弱的人：寫在《The Holiday》與十年日記之後》
延伸閱讀：第三篇｜《種花的人，不是軟弱的人：Gertrude Jekyll 與秩序裡的自由》
第四篇｜《用童話守夢的人：Beatrix Potter 與愛、失去與選擇》
🪞 自言之初｜真正的自由，不總是逃離責任，有時藏在最極端的堅守裡
這是一篇關於自由與責任、人性與見證的書寫。
當 City of Stars 響起，我早已離開 Godalming，
但那旋律卻喚回一座紀念迴廊、一段歷史與一份無聲的選擇。
我曾以為自由是追夢，是選擇離開，是不顧一切地奔向自己。
直到那一刻我才懂：
有些人用離開證明自由，有些人，則用留下見證信仰。
19:50，日落之前，在快速公路上，耳邊突然響起 City of Stars。
那輕柔而哀傷的旋律，唱著一種未竟的夢——沒有童話結局，各自奔向夢想，卻永遠記得彼此。
有些夢想讓你成為明星，有些夢想則讓你默默發光。
City of Stars 唱的是前者，而我在 Godalming（戈達明），看見了後者的輪廓。
我曾以為，電影內的選擇——夢想勝於情感、自我勝於關係——是典型的西方浪漫主義。
在東方文化裡，這樣的決定常被視為自我中心、不顧大局。
隨著年月，我漸漸發現：
真正的自由或許不是膚淺的任性，有時也體現在最極端的責任中。
Godalming 的 High Street 上，保留著都鐸式建築的外牆輪廓。
表面上安靜如舊，細看之下，現代商業無孔不入。
有各式連鎖店如 Waterstones 和 Waitrose，還有不得不提的地標——
The King’s Arms & Royal Hotel（國王之徽皇家旅館）。
旅館因一塊銅牌而聲名遠播：據說沙皇彼得大帝曾於 1698 年下榻於此。
這座建築的最初歷史可追溯至 14 世紀，而今（間接）隸屬於美國私募基金 Stellex Capital Management。
一切都合理得令人麻木。
歷史、傳說、資產組合，交疊成搖錢的金蛋。
我當時不假思索地下了個判斷：
「這無非是精緻包裝下的英倫資本主義。」
當我走近 Phillips Memorial Cloister（菲利普斯紀念迴廊），
那個武斷的念頭瞬間被擊碎。
「有時候真正的自由，會被包裝成為責任。」
這座迴廊是為了紀念一位當地人而建——
Jack Phillips（傑克・菲利普斯），鐵達尼號的首席無線報務員。
1912 年，Titanic（鐵達尼號）撞上冰山。
他選擇留在崗位，持續發出求救訊號直到最後一刻。
這些訊號穿越北大西洋的黑夜，引導 Carpathia（卡帕西亞號） 趕來。
他自己，卻再也沒有回來。
在效率至上的體制下，我們習慣懷疑犧牲的意義，
卻也偶爾會在某些時刻想起：
不是所有價值都可以用報酬來衡量。
今日的香港，若一位 ibanker 因過勞猝死，輿論尚且會說：
「不值得，沒必要為了一份工作去死。」
熬夜與過勞像是社會默許的「慢性中毒」，唯有死亡才讓人突然驚覺：「太過了。」
那 Jack 呢？
他也是死在自己的崗位上，表面看起來只是一份工作。
如果按薪酬衡量，他的選擇似乎更不划算。
但他做的，早已超越了職責與報酬 ——
那是一種信念，也是一種自由的見證。
他在那一刻，不是船員，
而是整艘船上超過兩千人的最後守望者——
更是七百多位獲救者的無聲守護者。
他之所以能這樣選擇，
也許不只是個人的勇氣，
而是因為那個時代與這片土地，曾經孕育出一種文化氣息：
人們相信：
公民責任是一種榮耀，而不是壓力；
專業不只是技能，而是一種誠實的敬畏；
犧牲是值得歌頌的事，而不是被嘲笑的天真。
在這樣的背景中，Jack 並非孤勇。
即使在崇尚效率的資本主義裡，
人們仍相信，責任不只是工具，
而是一種能夠自由選擇的信仰。
同樣出生於 Godalming 的作家 Aldous Huxley（奧爾德斯・赫胥黎），
曾在《美麗新世界》中寫下：
“But I don’t want comfort. I want God, I want poetry,
I want real danger, I want freedom, I want goodness. I want sin.”
赫胥黎與 Jack 是同時代的人。
當二十五歲的 Jack 在鐵達尼號上發出最後的訊號時，赫胥黎還只是個十七歲的年輕人。
Jack 明知那艘船將沉，仍選擇坐在無線電前。
他要的不是安逸，不是逃生，
而是自由地選擇：在沉沒之前，發出最後的訊號。
就像赫胥黎筆下所寫：
「我不要你給我的幸福，
我要我自己的危險、選擇、甚至罪與痛。」
Jack 的訊號不僅為了求生，
而是一種見證——用最後的力氣，
證明人性可以在機器與秩序之外，成為一束自由而溫暖的光。
兩人雖未相識，卻在同一片土地上，
分別以行動與文字，留下了關於「自由與責任」的深刻見證。
在 Phillips Memorial Cloister，
我看見幾束新鮮的鮮花靜靜地擺放在碑前——不是觀光導覽的一部分，也不像是例行維護留下的裝飾。
這樣的花，是有人特意帶來的。
他們沒有留名，也沒有宣示悲痛，只是在無聲中告訴世界：這份記憶還活著，這份信念，依然被人記得。
那一刻我明白了——
記得的人，就是火種。
只要有人記得，火種便不會熄滅。
這種力量，不來自權力與設計，
而是來自那種深藏於人心的倫理感。
這份精神，也許不再是這個時代的主流，
但仍有不少人在生活裡，默默保存、堅守著。
Jack 在危難中站出來，
在平凡中被靜靜記得，
就像最近這塊土地上 NHS 醫護在疫情中的堅守——
不是因為被要求，而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還能為他人做點什麼。
臨走時，旅館的燈光從十四世紀的牆縫透出，
像過去的故事還在這裡輕聲低語。
而不遠處的迴廊，靜靜守著一段不喧嘩的堅守——
不是為了盈利，不為了聲名，只為記住一種價值。
在這條街上，資本主義的外殼與人文信仰的內核彼此對望：
一邊是包裝精緻的歷史符號，
一邊是堅定無聲的精神見證。
Jack 留下過訊號，Huxley 寫下過自由，
Godalming 在他們中間靜靜存在，
像是一頁無聲的紙，
記錄著那些不張揚卻執意發光的靈魂，
也照亮了，還在路上的我。
延伸閱讀：《夢中人與現實花 —— 在《The Holiday》的村落，我遇見那年冬天的自己》、《種花的人，不是軟弱的人：在博物館，我遇見 Gertrude Jekyll》、《Miss Potter：她把故事種在土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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