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言之初|
那天我走進2 Willow Road,光輕輕柔柔落在門廊,一個特意為它保留的位置。
我聽見秩序,也聽見孤獨。
孤獨,有時是缺席,有時是秩序給自己的留白。
講解從 2 Willow Road 的門前開始。馬路上的車聲不斷撞進耳朵,我得很用力,才能讓注意力停留在眼前的人聲上。
混凝土。嗯,我立刻想起安藤忠雄。這裡,是鋼筋混凝土的質地。
走進那棟房子的第一刻,一種「在場」的感覺湧上來。怎麼說呢?是某種非常私人、又難以言喻的神經對位。我,好像終於找到一個可以安靜下來的空間。
講解員的聲音持續流動著。我專心聽,感官自動調頻,只留下他的語音與眼前的細節:櫃子的開合,光線的角度與亮度,開關按鈕的形狀。心心和波波的聲音消失了,墨然的存在感也退到背景。那是一種無需防禦的沉浸狀態。我終於不用同時處理太多東西,只要處理「空間與我之間的關係」。
這像是與一個早已不在世的男人的對話。房子的建成、使用與維護,都透露著他的偏執與秩序。他善用每一寸空間。維多利亞時期的廚房本就以小著稱,他設計的廚房同樣狹窄——這是主動的選擇。是太太、傭人,還是他本人在這窄小廚房裡忙碌,然後招待一群客人呢?我幾乎能猜到,那是什麼樣的神經防禦結構,才會造出這樣一棟房子。牆內嵌著的鐘,發條的聲音;門旁吊著的小鑰匙,對應著那扇門;主人房的床褥直接放在地上,不要多餘的裝飾;孩子的床隱藏在牆裡,最大化生活空間;樓頂的光影直直落在貫穿全屋的樓梯上。無窮無盡的細節與心思。所謂的簡單,背後是繁複的計算。
我也習慣用結構維持自己,活成別人口中的「穩重」,「有邏輯」和「可靠」。誰能看見背後是長年的過載。感官無法分主次,聲音疊上聲音,畫面壓住畫面,直到我開始失語,甚至退場,只能靠著寫維持自己的「功能邏輯」。Goldfinger 撐出了現代主義的經典,我撐出了別人眼中「還不錯的樣子」。我們是不是都一樣孤單?
我喜歡這樣的設計,但我害怕變成那樣的人。
一切太精準。精準背後是掌控——太知道自己要什麼,不能有什麼。反覆試驗、推演背後,是功能邏輯,未必有情感,也未必有自由。這是生存,不是生活。他不能不這樣活。
我懂這種節奏,但這不是我清醒時希望心心長成的樣子。
她跟我完全不同。她慢、脆弱,不習慣精準,做不到預判。她的節奏裡沒有「把一切算好」,只有「先感覺,然後卡住,再逃跑或撒嬌」。她需要的不是收納空間,而是可以錯,不被計算的緩衝區。她如果住進這棟房子,一定會崩潰。聲音的反射,材質的冷硬,還有秩序壓迫下的每一處「不能動」。
而奇怪的是,我卻在這裡感到安全。
我曾懷疑,是不是我太控制,才會喜歡這樣的房子?是不是我已經變得像 Goldfinger 那樣,把自己壓縮成一套自洽的邏輯機器?可我知道,不是的。我不是不會亂,我是不被允許亂。在生命早期,沒有緩衝區,沒有容錯率,所以我只能往精準裡躲。
而心心,正在過一個被允許的版本。不是像我,也不是像 Goldfinger,而是像她自己。
我花了二十年才「成型」。
那不是自然長成的樣子,而是反覆打磨、偽裝、拆掉、再重建的結果。到二十歲,我才有一個能在外面用的「殼」,裡面還是鬆散的。那之前,我像一棟隨時會垮掉的建築,勉強用外牆撐著。
所以我知道,如果我陪伴得好,心心不一定要走這麼久。她可以更早長出屬於自己的結構,可能二十歲,也可能三十歲。但至少,她不用先拆掉自己,再去找回來。
我想像她的房子,不是 2 Willow Road。不是每一寸都被設計、被驗證,而是有些地方空著、歪著,不必馬上修好。那會是一個有容錯率的空間,允許風、允許聲音、允許不對稱。
而我,也還在學著從 Goldfinger 的鋼筋混凝土裡走出來,去坐在她的木椅上,和她一起慢慢等。
Goldfinger 靠著自己的執著,在戰後重建時把新的建築秩序落地倫敦;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鋼筋混凝土在滿足人們居住需求後,他卻因固執而停在原地,落後於時代。
離開 2 Willow Road 時,我回頭看了一眼那棟房子。它安靜地立在路邊,像一個不肯向世界妥協的腦袋。它的秩序與偏執,讓我感到安全,也提醒我,那份安全有代價——必須隨時保持形狀,不能鬆。
我知道自己曾經是這樣活下來的。只是現在,我不再只為自己建房子。我還要為一個孩子留出空間,讓她在沒有圖紙的情況下慢慢搭建,甚至,允許她拆掉重來。
也許有一天,她會找到屬於自己的混凝土與木頭比例,而我,也能學會,不是所有的空間都需要剛好被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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