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外秩序|透過現象,看出規則 慢下來,一起拆開那些習以為常 vol.32
自言之初|
我們從小被教導,要認真讀書,努力工作,然後「上車」。樓不只是住的地方,更是一個人是否「成功」,一個家庭是否「安穩」的象徵。但當制度與語言將「擁有」變成唯一的出口,我們是否還能看見:其實,選擇留下,與選擇離開,應該是平等的選項。
很多年後回看,我仍記得自己第一次買樓的心情。
那年初出茅廬,日子並不寬裕,但我仍決定買樓。雖說盤算過風險與報酬,但內在更有一個想法「「買磚頭總比買股票穩陣」」。我沿著這條軌道走了十多年,買過數次樓,最後在2021年離場。對很多人而言,這或許是一段「幸運」的故事。但我卻在過程中清楚看見一件事:即使這個制度曾經讓人致富,它最終也可能困住你——讓你無法選擇,不敢放手,甚至忘記了原來你曾經有選擇的可能。
2008年金融海嘯後,世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美國開始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利率趨近於零,資產價格被刻意推高。在利率低到幾乎沒有回報的環境下,真正「看得見、摸得到」的資產,似乎只剩一樣——樓。我當時並非沒有其他選擇,也知道低息環境同樣推高股市,借錢買股票並非不可行。但,我沒有這樣做。
從小到大,社會和家庭給予我一套明確的語言:樓是必需品。我自動自覺地將所有槓桿集中投放在樓上。這就是定勢思維的力量。它並不需要外在壓迫,只是一種你自己內化並積極執行的信仰。
在這一波「全球印銀紙」的環境下,樓變得更不只是「資產」,而是抗通脹,累積財富、穩定家族的全能代名詞。在當時,這個行為甚至顯得理性和聰明。
當整個社會都被這種邏輯包圍,你會否發現——當你想退出時,已經無路可退?
更關鍵的是,香港人這種對樓市的高度信任,其實並非完全不理性。回顧過去幾十年的土地與房屋政策,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勾地制度、壟斷式供應與高地價政策的長期運作下,樓價之所以長升不跌,並非市場自然演化,而是制度刻意設計的結果。
政府以釋出土地為收入主要來源,一直維持有限供應,加上地產商掌握龐大農地儲備,形成「高地價 → 高樓價 → 高收入」的穩定邏輯。這套制度設計強化了「買得起樓是能力」,「揸得住樓是成功」的社會語言,也讓一代又一代人相信:只要土地供應繼續被控制,樓價就會繼續升。
正因如此,當社會開始討論將農地轉為熟地,增加供應時,不少人感到不安。這種不安,不只是怕樓價下跌,更是制度基礎被鬆動時,一種深層信念被動搖的焦慮。
今天的香港樓市,並不是沒人知道在下行。問題是,大多數人並不判斷錯,只是一味執著「不能賣」。制度上不鼓勵你鬆手,心理上不允許你懷疑。你擁有的不止是一層樓,而是一整套時代語言所承諾的安全感與價值觀。這些東西,才是最難放下的。
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困局?又是否可以看清,這不只是市場的問題,更是集體記憶與制度設計交織出的心理陷阱?
對我而言,這套思維的內化是極其徹底的。我從未需要父母耳提面命,甚至可以說,在他們還未開口之前,我已主動將這些語言刻進腦中,照本宣科般地自我執行。買樓,是我從小就知道「應該」做的事,是一個不容質疑的起點,更是一種家庭忠誠的象徵。
也正因如此,那場在2021年的轉念,來得不容易——但極為關鍵。當時樓市處於歷史高位,普遍預期仍是「企得穩、唔會跌」。但某種內在聲音開始發出疑問:這條路,是否還值得繼續行落去?這個瞬間不激烈,是一種慢慢浮現的清醒:如果我此刻不鬆手,將來可能永遠無法放手。
幸虧我聽見了那聲音,也聽懂了它的重量。這看似是一個判斷樓市時機的選擇,但其實是一種深層結構的鬆動。
更早一點的時候,2019年社會出現巨變,我也曾經有「是否應該離開」的念頭。但即使在那種情境下,我也從未真正考慮過賣樓。樓在我心中,不單是一項資產,更是我與這個城市之間最深的連結。一種身份的錨點,一個家族故事的見證。我對它的依戀,甚至無需說出口。
直到2021年,那個念頭才真正開始鬆動。我發現自己不只是擁有一層樓,而是被一層樓擁有。
我身邊的朋友,願意完全放下香港樓的人並不多。他們懂分析,他們也見過高位,只是沒有人願意真正斷掉與香港的最後一條根。樓,在他們眼中,是家,是一切可以回去的保證。
曾有朋友在某年樓價回調時果斷賣出轉為租樓,卻在之後的「報復性反彈」中眼見樓價節節上升,從此更加不敢放手。他們記得風險,但更加記得錯過的痛。
在香港,很多人真正依靠的,其實並不是每月薪水,是樓。樓不僅是「資產」,也是「退路」——在無退休保障,積蓄難以保值的現實下,一層樓可以用來出租、增值,甚至是傳承給下一代的唯一儲備。對某些家庭來說,樓甚至比人還可靠。
當「買樓」變成制度認可的生存策略,而非個人選擇,我們還能否真正談選擇?
我們說「揸樓係穩陣」,但穩陣的,到底是誰?穩陣的是制度的稅收模型,是地產與金融業的聯動收益,是某種可以預測的社會階層秩序。而你——那個供了幾十年的你——真的穩陣過嗎?
如果不能放手的是我們的集體信仰,那麼,我們所謂的擁有,究竟是選擇,還是服從?
下一次當你說「我唔可以賣」,不妨試著問自己一句:
究竟是我不能賣,還是我從來未被允許想像其他可能?
後記:
若從資產配置角度回看今天的香港樓市,即使出現反彈,恐怕也難以重返過去的高位。當年樓市連番上升,很大程度依賴的是長期低息、全球資金氾濫的結構性背景。如今全球央行即使開始轉向減息,也難以再走回2008至2021年那種接近零息、甚至實質負利率的極端寬鬆政策。
更何況,本地的人口結構已經改變:出生率創新低、人才外流持續、退休人口上升,而外來專才雖然進駐,卻未必選擇置業。結構性需求放緩之下,樓市的支撐已不如以往堅實。
所以,我們不妨這樣理解:樓價可能會升,但未必再升到讓人一生無憂的程度;樓市或許未死,但它不再是我們唯一的退路。
我們真正需要釋放的,也許是那個不被允許懷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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