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外秩序｜透過現象，看出規則 慢下來，一起拆開那些習以為常 vol.23
自言之初｜
三個朋友，三種生活的壓力邊界。
有人努力到忘了怎麼停下來，有人身體撐不住卻沒辦法說不，有人明明習慣沉默，卻忽然記得提醒你一句話。
她們說得很輕，但我聽得很重。
她說連看電影都要學英文，否則就是「浪費時間」。 她沒說自己累，只說「我怕停下來就落後了。」
Ellie 是我中學同學。她的父親很早就去世了，母親一人撐起整個家。她從小看見「不努力就會跌下去」，所以學會在所有的縫隙裡塞進進步的痕跡。連一部電影也不能只是娛樂，都必須變成學習工具。這不是自律，是焦慮。是一種內建的生存模式：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進就會被遺忘。
她不是在往上爬，她是在防止自己掉下去。她其實很想停下來，但她真的不知道怎麼停。她說，一直想要學的事，是停止自我攻擊。很難。她最近剛離開上一份工作，還在找方向。可在媽媽眼中，那就等於「閒著」。媽媽說她坐在家裡就是懶，她氣得大罵：「我每天在家投簡歷，不是無所事事。」因為她知道自己不是不努力，只是沒有人相信她的停下來是正當的。
她今天還說：「我有個很不好的習慣，每天總要學點什麼，才能覺得自己有用。但我行動力又不足，所以經常內耗。我能躺在家什麼都不幹大半天，一動不動，然後就懊悔一天啥都沒做，浪費生命。每天不讀點書就不行。看電影還要看英文電影，不能浪費一點時間。病態，你懂我嗎？我本來就想看無腦綜藝，但總覺得要顯得自己很上進。」
那種「想放鬆」與「不被允許放鬆」之間的拉扯，不是選擇，是從小就寫進她身體裡的一種倫理。她想做一個「有用的人」，即便那種有用的標準，從沒真正屬於她。
Mara 是我大學同學。她傳來語音的時候，我正在寫文。她的五段語音，前四段都無法播放。最後一段只有五秒，很慢，只有一句話：「唉，其實我想和你說一件事。」
然後是文字： 「我懷孕了。但我身體已經承受不了，所以當我知道後，我糾結了好多晚，最後我還是決定，連醫生都支持我，終止懷孕。」
我聽著這句話，好像過了一會才呼吸回來。不是震驚，而是她說得這麼莊重的方式讓我明白，這不只是一次決定，而是百轉千回的內心審判。
她的前三個孩子裡，有一個男孩，兩個女孩。她從來沒說過自己後悔。但我知道，她的丈夫來自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她自己也是。從小她就看著父母為弟弟鋪路，而她和兩個姐姐，總是「懂事和體貼」。即使她讀了不錯的大學，選了不錯的科目，她也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原生家庭的陰影。她一直覺得很多事自己處理不來。讀書似乎只是改變了烹調的方法，材料從沒改變過。她最終依然沒有走出那個結構，而是嫁進了另一個延伸版本。看似有選擇，卻其實無路可走。
她說：「我是不愛他，但是我和他還有三個孩子。我走不了。我不是不避孕，是女性的避孕方式我不適應，而他竟然又放棄避孕。我的身體真的撐不住了。我真的很氣憤。我罵了他。我要帶個衣架上床。如果發生任何事，我要以衣架來反抗。」
那句話停在我腦中很久：「我要帶個衣架上床。」 這不只是一句氣話，而是一個女性在長期失權之後，試圖保住身體主權的最後吶喊。 她的身體竟然被一場所謂的婚姻綁架了。那個「衣架」的形象如此戲劇化，讓人想笑，但笑不出來。 這，和婚內強姦，有分別嗎？
這不是一場衝突，也不是反抗。這是一種在沒有退路的地方，默默拉出一條界線的能力。
她背負的「道德」，是誰給的？是信仰，是家庭，是「女人就應該能生、能忍」的文化共同體嗎？還是那種，別人沒說出口，但她從小就學會的「不要讓別人失望」的內在信念？
我不是沒多說話。我先是回了她一個字：「知道。」不是因為我真的懂，而是我想讓她知道——她的這句話，不會掉進靜音的黑洞裡。有人聽到了，會記得。
但我也真的很憤怒。我叫她讓對方避孕，叫她保護好自己。我說：妳不能再讓妳的身體被這樣使用，這不是妳一個人的責任。她安靜了幾秒，然後說她知道。可我知道，她根本不知道該怎麼開始改變。
Claire 是我的中學同學，常駐上海工作。我每次出差上海，就會找她見面，吃飯聊天。還記得那次我們去了和平飯店聽老人爵士樂團演奏。那天結束之後已經很晚了，我們還一起走過幾條街，坐輪渡回去陸家嘴，她沒有半點害怕。那時的夜晚對她來說是安全的，自由的。
她沒結婚，工作穩定，也從來不是那種對生活焦慮的人。她看起來總是自如，也不太主動關心別人的私事。但今天她傳來短訊：「最近倫敦不太安全，妳要小心一點。我的一個供應商剛被搶了手袋。」
我愣了一下。
她不說無謂的話。她不會因為聊天而聊天。這句提醒背後，藏著她不擅長表達的那部分牽掛。
她不是那種容易擔心別人的人，但她記得我在倫敦。她在一個讓她不再害怕夜晚的城市裡，卻在聽說別人被搶後，第一個想到的是遠在倫敦的我。那一刻我知道，她在乎。只是從不說。
我後來想，或許她不是只是在評論倫敦的治安。她知道我在那裡，一邊照顧孩子，一邊處理自己的工作與寫作，也擔心有沒有人真的問我：「妳還好嗎？」她只是用她習慣的方式，在說一句：「我知道你在那裡，而且我還記得你。」
她不擅長說情緒，也從不談親密。但她總會在那種「該出聲的時刻」，以最節制的方式，提醒你：你不是全然無人牽掛。
我其實能大概理解她們，但不敢說完全感同身受。我沒有在看電影時強迫自己學語言，也沒經歷過那種身體被制度與親密關係共同壓榨的懷孕經歷，更沒有像 Claire 那樣，因為一樁突如其來的搶劫事件而忽然想起身在異鄉的朋友，感受到那種突然浮現的不安與關切。
我後來想，也許真正的倫理，不是去幫她們做決定，而是願意專注地看見。不是急著分析誰對誰錯，而是讓那些疲憊的語句能夠停留在我這裡，被完整地聽完。這是我在 Simone Weil 那裡學到的事：有時候，看見就是一種行動。
而在 Mara 的故事裡，我也忍不住想到 Silvia Federici 的話，「女性的身體，長久以來都被當作社會再生產的基礎。」她們生養，照顧，撐起一個家，還要被稱為「偉大」。可到底有沒有人問過她們累不累？她們想說「我不要了」的時候，有沒有人真正站在她們那邊？
她們沒有做錯什麼，也不是誰特別脆弱。 她們只是活在不同的結構中，學會了在看不見的壓力下生存。
有時候我問自己，寫下她們的話，能改變什麼嗎？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沒有人記得她們說過這些話，事情只會繼續。但只要還有人記得她們說過什麼，沉默就還沒徹底贏。而我想，至少我會記得。
否則， Mara 放棄第四個寶寶的十架，就真的只有她一個人在背。
不是她不想有人一起背，而是始終沒有人願意真正看見她，也沒有人願意接納她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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