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外秩序|透過現象,看出規則 慢下來,一起拆開那些習以為常 vol.13
自言之初|我最喜歡的電影,是《月黑高飛》(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不僅因為它高潮迭起,也因為它有很多共鳴。雖然它的設定很冷:一群男人,被關在監獄裡,沒有愛情,沒有動作,沒有時代背景的濃烈對照,連對白都不多。但我一直記得那句話——"Hope is a good thing, mayb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
在這個講求效率和高度競爭的時代,我經常懷疑:這樣的語氣,還有人願意慢慢聽完嗎?還有人,會為了一種很慢、很深、甚至有點難受的誠實,留下來嗎?
但我也越來越確定,有些話,不是為了被喜歡才說出來的。有些語氣,是在世界崩壞的時候,還能讓人站起來、不至於被徹底吞沒的語氣。
這篇文章,是幾段日記的混聲。不是影評,也不是社論,只是我,從那些碎片裡,記下一些與自由、恐懼、責任有關的真實。那些原以為,沒人會接得住的句子。
那句話第一次被說出來,已經是好多年前。
那時候,我還在香港某間辦公室裡,被文件與會議填滿的日子。Chris 問我:為什麼離開?我猶豫了一下,說出我以為不會說出口的答案——我的政見。
他愣了一下,卻沒有逃避,而是轉了個方向,聊起電影。我提到《月黑高飛》,他回應說那是他看過最喜歡的片之一。我原本以為,他只是隨便說說。直到他突然背出那句台詞:
"Hope is a good thing, mayb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
那一刻我有些震動。不是因為他記得那句話,而是因為他說話的語氣。像一個已經在牆裡待太久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還信不信了,但嘴巴還是說了出來。
我們開始聊更多。他問我為什麼平時只講股票和會議。我笑了笑,沒有正面回答。但我心裡知道原因——因為在那樣的場合,那樣的關係裡,說真正的東西要冒風險。 我不是不會說真話,而是,我只在特定情境裡選擇說。尤其是對於像 Chris 這樣的工作往來對象,一旦打開某扇門,代價可能不只是尷尬。
後來他推薦我看《花束般的戀愛》,但我知道,我已經沒辦法回去那種「遺憾式浪漫」的節奏了。我心裡揹著的是另一種東西。不是愛情的遺憾,而是——當我看見體制的殘酷,還能不能繼續相信自由。
幾年後,在倫敦的某個夜晚,我和 Gazelle 坐在電影院,看了一部截然不同的電影——《聖蛛》(Holy Spider)。
這不是一部講希望的電影,也不是那種看完之後會覺得世界仍有光的故事。這是一場沉默的撕裂,一種關於宗教與殺戮、女性與體制、人性與絕望的凝視。
故事發生在伊朗的聖城 Mashhad,一個連 Gazelle 都覺得口音沉重到難以辨識的城市。她是伊朗人,卻無法完全聽懂片中的語言;我不是伊朗人,卻在電影前半小時就全身發冷。
那時我心裡浮現一句話:這不再是城市,而是一座喪屍之城。
女主角 Arezoo 是一位記者,單槍匹馬想揭露一連串針對妓女的連環殺人案。 她並非超人,也不是道德象徵。她只是一個知道自己不該沉默的人。 我看到她走進一間又一間房間,不確定自己是否會被殺,卻還是一次又一次問出「你為什麼殺她們」的問題。
我心裡想起了自己——某種不會完全癒合的傷。 Gazelle 說電影是虛構的,有些真實場景裡根本沒有那麼多僥倖。 我點頭,但心裡知道:不是因為她運氣好,而是那個殺人者,其實怕她的靈魂。
在一個所有人都已經放棄了希望的地方,真正讓人恐懼的,不是肉體的抵抗,而是那種「你什麼都知道、但依然直視你」的靈魂感。
這讓我想,如果我是妓女,我會怎樣? 會不會變得反社會? 會不會報復? 會不會選擇讓整個系統跟我一起毀滅?
我不知道。 一切取決於我心智的韌度,也取決於,我到底被腐蝕到哪裡。
這些話,在很多人看來,可能太過陰暗,甚至不該說出口。但那一刻,我確實這樣想了。不是詛咒,也不是矯情——只是誠實。
電影播完後,Gazelle 問了一個問題: 政府最後明明決定赦免了他,為什麼還是處死了 Saeed?
她不明白,但我懂。 我說,那不是矛盾,那是計算。 一個獨裁政權,永遠不會允許一個「還活著的英雄」存在。 他們要他死,這樣他的形象才能被塑造成一個殉道者——不是個體,而是符號。 一個可以利用、可以被複製的工具。
他們要讓人們相信:屠殺妓女,是清潔城市。 而這個城市,這個國家,必須一直維持「潔淨」的幻覺。
我那一刻突然明白,為什麼體制要控制女性。
不是因為她們比較軟弱。
而是因為控制女性,等於控制一半人口,再加上她們的孩子。
把女性困在家裡,就困住了未來。
給她們大學文憑,卻拿走她們的工作與尊嚴,讓她們相信——你唯一的剩餘價值,是那具子宮。
說「貞潔是美德」,其實是說:你這一生,只能有一個老闆,那就是丈夫。
而妓女呢?
她們是這一整套體制的黑影。
沒有嫖客,怎麼會有妓女?
沒有壓迫,怎麼會有報復?
性與鴉片一樣,是國家用來讓人上癮、讓人放棄抵抗的毒。
這種自毀,不是個人的墮落,是一種設計過的解體。
我說,如果我是伊朗女人,也許,最好的出路是自己養活自己。 但「自己養活自己」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起點,它需要幸運、資源、教育,還有一個不容易被壓垮的靈魂。 我知道,因為我曾經就是那個人——從父親的控制、人際的框架,甚至那些讓我幾乎失去對身體主權的經歷中走出來。我自己賺錢,自己生活,離開那個讓我無法呼吸的世界。
但我也看到太多女性沒有這樣的機會,或者,她們沒有辦法撐到那一刻的出現。不是她們不夠努力,而是系統的重量太真實,太長久。心智沒有被允許鍛鍊,自主被視為不合群。
所以我想說的不是「她們為什麼不逃」,而是:如果你也是那樣的人,請你相信——真的可以,但會很難。但真的可以。
再不然,也許可以逃出去。 可是我也知道,能逃的人很少;逃出去的,也不一定安全。 能承接你的男人未必值得;能給你選擇的命運,也可能藏著別的牢籠。
那些能活出自由靈魂的女人,萬中無一。
《聖蛛》的女主角是。
《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裡逃出舊中國的母親們也是。
但她們,都曾經靠近過崩潰。
都曾經——太清醒,清醒到痛。
這一切太像中國了,像極了那種你以為有選擇,實際上只是進入下一道規訓。
我甚至連朋友都叫不醒,又怎麼能叫醒一整個被洗腦的城市?
但我還是會說出口。因為如果我不說,我會被自己吞沒。
我說,如果這世界只能看一部電影,我會選《月黑高飛》。
Gazelle 靜了一會,沒說話。我知道那是一種懂的靜默。
Brooks 是我最記得的角色。
他出獄後不久,就自殺了。不是因為沒地方去,也不是因為老了,而是——他不習慣沒人告訴他下一步該怎麼做。
長時間被體制豢養過的人,是會害怕自由的。
因為自由,意味著你要自己負責每一個選擇。
不是表面那種「想幹嘛就幹嘛」的自由,而是那種——你說出口的每一句話,做下的每一個決定,都要自己承擔後果的自由。
佛洛姆(Erich Fromm)說,幾乎沒有人能承受這種自由。
所以人們寧可逃回去,逃進權威的懷抱、逃進制度的保證、逃進「你要我怎樣我就怎樣」的偽安全。
Gazelle 說,世界變得越來越差。
我搖頭。我說,不是。
這是一條斜率向上,但波動很大的曲線。
她問:你怎麼知道?
我說,我們現在就在這裡。
我們坐在沙發上,看一部禁忌之地拍出來的電影。
我們旁邊沒有男人,也沒有人告訴我們這樣對不對。
你來自伊朗,我來自中國,我們都走了很遠的路,才能這樣安靜地說出這些話。
這就是希望。還有勇氣。
我不知道自由到底值不值得。但我知道,如果沒有人願意承受它的重量,那些「表面自由」的制度很快就會把我們吞掉。
不是每個人都能像 Andy 那樣,在牆壁裡挖十九年,最後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但如果有人還在寫,有人在說,有人在願意被聽懂——那就不算是完全失敗。
所以我寫這篇文章,是為了鼓勵自己,也鼓勵看到這些文字的你——在還沒看到結果之前,選擇相信,然後繼續努力。
如果這世界只能看一部電影,我會選《月黑高飛》。
不是因為它回答了什麼,而是它鼓勵人走一條最難、但也最直接的路——相信光會在某個轉彎處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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